在记者的印象里，廉署成员虽非都是施瓦辛格式的肌肉男，但也个个身手非凡。而坐在记者对面的萧健宽先生的笑容是那么和善，可用“温柔敦厚”来形容，俨然一位劝人向善的智者。
防止贪污处，似乎是个缺少“惊险故事”的部门，因而也很少受媒体关注。记者想知道的是：防贪处是怎么防止贪污的，而贪污真的是可以防止的吗？
文汇报：您是哪年加入防贪处的？在成为专职的“找漏专家”后，其他的政府部门对您去“找漏”欢迎吗？会不会把您当成来“找茬”的？
萧健宽：我是1994年加入ICAC的。之前，我在教育署、政务总署和立法会秘书处等政府部门已经工作了10年，职位是行政主任。当时，廉署很流行从政府部门内部招聘人员，因为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，就很容易发现政府部门的管理漏洞。我很高兴加入廉署，但那时政府部门的人员一听到来的人是ICAC的就很紧张，戒心很重。他们以为我是执行处调查员，来查他们已经做错了什么。后来大家才明白我们防贪处是做什么的，不是“找茬”的，而是“找漏”——也就是防止犯错的，大家这才慢慢融洽起来。
文汇报：在您服务防贪处的16年里，让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？
萧健宽：那是我接到到公众殓房“找漏”任务的时候。香港与内地不同，内地可能只有医院殓房，一般人都在医院过世；而香港有公众殓房，不是在医院过世的人，遗体就会被送到公众殓房来。然后先由法医查明死因，再进入善后程序。而殡仪行业的人，则常常通过殓房员工获得死者家属的资料，然后去招揽殡葬生意。当长官把这项任务交给我的时候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压力。那时我30来岁，双亲健在，从来也没有去过殓房，没见过尸体。从一般香港人的习俗来说，大家都不希望去殓房，确实有一点怕“不吉利”。如果法医官认为死因不明，就要验剖遗体。而死者家属一般都不希望解剖遗体，所以可能贿赂殓房员工，希望殓房员工可以为他们去影响法医官的决定，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由于收到这些贪污投诉，所以我就要去审查殓房的工作程序。我第一次进殓房，很不适应，甚至不知道要不要先向遗体行礼。后来，我提出了3条防贪建议：一是严格禁止殡葬业人员在殓房范围内逗留，或者招揽生意；二是殓房员工尽量不要与殡葬业人士来往，包括一起吃饭、喝酒，以避免发生利益冲突；三是明确告诉家属，是否需要解剖遗体，是先由法医官提出建议，再由死因裁判官做出决定，与殓房人员无关，以防止家属行贿殓房工作人员。数年后，我们又追加了全面使用电脑，并在殓房安装闭路电视的建议。这些措施，应当是行之有效的。
文汇报：发现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贪腐漏洞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防贪处是怎么发现贪腐漏洞的？是从民众的举报，还是从被侦破的案件中发现漏洞的？
萧健宽：我们的防贪工作，主要包括案前预防/主动出击、案后预防、同步预防这三方面。案前预防，主要针对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里容易产生贪污机会的工作范畴，进行“专项审查研究”；案后预防，则是跟进已知的贪污案件，主动接触有关单位，深入审查有关的规章制度及程序，研究贪污的漏洞究竟在哪里，然后向有关部门提出防贪建议，对症下药，“源头治理”；同步预防，各政府部门在草拟新的政策、法例或行政措施的时候，通常会与防贪处联系，加设防贪措施。香港新机场建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从招标开始前就与防贪处合作，覆盖投标者的初步筛选、标书的审批、顾问及承建商的监察等。整个基建工程涉及1000多亿港元，但没有发生一起贪污案件。
文汇报：私营机构是否欢迎防贪处的防贪建议？他们认为防贪建议是有效或对他们是有益的吗？
萧健宽：法律没有赋予我们主动审查私营机构业务流程的权力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由于私营机构对防贪的概念还没有很深的认识，因此我们特别在1985年设立了“私营机构顾问组”，并开通热线电话，向私营企业推广我们免费的“有求必应”的防贪服务。现在，私营企业已经认识到防贪对公司管理的重要，乐意成为廉署的“防贪伙伴”。近年来，我们平均每年要向私人公司提供300多项防贪服务。防贪处与私营机构最有效的合作策略是“行业预防”，因为业界人士一定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最为了解，我们协助他们建立适用于整个行业的内部防贪系统，与他们合作编制《防贪锦囊》，涉及的领域包括香港的饮食、酒店、金融、房地产、中小企业、慈善团体、楼宇管理、学校等。另外，我们还鼓励企业使用电脑进行管理，因为电脑专家可以防止篡改电脑记录，电脑不会与贪腐分子“同流合污”。
文汇报：在为私营机构提供防贪服务的全过程中，对廉署官员自身有什么纪律约束？
萧健宽：防贪处向私营机构提供的顾问服务，整个过程从收集资料至提供防贪建议并协助落实，均是完全免费，并且绝对保密的。只有这样，才会让要求我们提供防贪服务的私营机构信心倍增。在提供防贪服务的过程中，有关廉署人员假若发现当中可能有利益冲突，例如，本人持有有关公司的股票，或有财务关系时，必须即时申报，甚至向上级提出回避处理有关公司的防贪服务要求。
文汇报：如果防贪处在服务一家私营机构的时候，私营机构高层管理人员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可以去吃吗？怎么防止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？
萧健宽：是否一起吃饭，通常要由廉署员工自己作决定。如果是我，我会一起去吃饭，但吃完了，我会自己付自己的账。因为吃饭的过程，会对这个企业有更深的理解，包括它的彩88-安全购彩，但这不会影响我们报告的公正性。可是，如果有个采购供应商或工程承办商每天请我去吃饭，那我就要问一问自己：我每天吃他的，会不会让人怀疑我与这个商人有不法勾结？如果我自己都怀疑，那更不应该去了。因为别人也一样会怀疑啊。
文汇报：香港有没有“前腐后继”的情况，就是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前一任高级管理人员贪污被抓，他的后任者仍因贪腐入狱，新来的继任者还是照样失足贪腐？请分析原因。
萧健宽：在我的经验中，廉署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况。因为只要一个重大案件被揭发后，我们会提交一个案后预防报告，向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提出，我们在这个案件里发现了什么漏洞，应当怎么“堵漏”。经委员会审查通过后，再送交指定部门，要求他们修改完善原来的工作流程或制度。一般来说，发出报告后3个月，我们会主动以书面方式与他们联系，确认有哪些建议他们已经落实了，还要求他们把有关的落实建议的文件副本也发给我们存档，所以他们不可以敷衍我们。如果他们没有落实防贪堵漏的建议，我们就会向委员会报告，委员会一定会责成我们跟进，我们再按照委员会的建议主动与他们联系，看看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所以，一个案件发生以后，不从制度上改进，是不太可能的。而只要制度上不断改进，及时堵住“漏洞”，就不会发生“前腐后继”的情况。
文汇报：以你们的经验来判断，目前香港哪个阶层或者哪个行业的人群是相对的贪腐高发人群？贪腐的程度，有没有行业、职业或者年龄段的区别？
萧健宽：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分析资料，这与香港已经很少有集团式贪污有关。对贪污观感和反贪意识等，我们也曾委托过独立顾问公司进行民意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15岁～24岁的年轻人与25岁～64岁的成年人，对贪污的看法确有少许分别。虽然年轻人的社会经验较少，但反贪意识相当高。他们一般不会容忍贪污，以“0”分代表“零容忍”，10分为最高，年轻人的容忍度只是“1”分多一点，与较年长的市民差不多。年轻人举报贪污的意欲也相对较其他受访者高，年轻人中有83%表示愿意举报，而其他被访者则为73.7%。
防止贪污处，似乎是个缺少“惊险故事”的部门，因而也很少受媒体关注。记者想知道的是：防贪处是怎么防止贪污的，而贪污真的是可以防止的吗？
文汇报：您是哪年加入防贪处的？在成为专职的“找漏专家”后，其他的政府部门对您去“找漏”欢迎吗？会不会把您当成来“找茬”的？
萧健宽：我是1994年加入ICAC的。之前，我在教育署、政务总署和立法会秘书处等政府部门已经工作了10年，职位是行政主任。当时，廉署很流行从政府部门内部招聘人员，因为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，就很容易发现政府部门的管理漏洞。我很高兴加入廉署，但那时政府部门的人员一听到来的人是ICAC的就很紧张，戒心很重。他们以为我是执行处调查员，来查他们已经做错了什么。后来大家才明白我们防贪处是做什么的，不是“找茬”的，而是“找漏”——也就是防止犯错的，大家这才慢慢融洽起来。
文汇报：在您服务防贪处的16年里，让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？
萧健宽：那是我接到到公众殓房“找漏”任务的时候。香港与内地不同，内地可能只有医院殓房，一般人都在医院过世；而香港有公众殓房，不是在医院过世的人，遗体就会被送到公众殓房来。然后先由法医查明死因，再进入善后程序。而殡仪行业的人，则常常通过殓房员工获得死者家属的资料，然后去招揽殡葬生意。当长官把这项任务交给我的时候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压力。那时我30来岁，双亲健在，从来也没有去过殓房，没见过尸体。从一般香港人的习俗来说，大家都不希望去殓房，确实有一点怕“不吉利”。如果法医官认为死因不明，就要验剖遗体。而死者家属一般都不希望解剖遗体，所以可能贿赂殓房员工，希望殓房员工可以为他们去影响法医官的决定，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由于收到这些贪污投诉，所以我就要去审查殓房的工作程序。我第一次进殓房，很不适应，甚至不知道要不要先向遗体行礼。后来，我提出了3条防贪建议：一是严格禁止殡葬业人员在殓房范围内逗留，或者招揽生意；二是殓房员工尽量不要与殡葬业人士来往，包括一起吃饭、喝酒，以避免发生利益冲突；三是明确告诉家属，是否需要解剖遗体，是先由法医官提出建议，再由死因裁判官做出决定，与殓房人员无关，以防止家属行贿殓房工作人员。数年后，我们又追加了全面使用电脑，并在殓房安装闭路电视的建议。这些措施，应当是行之有效的。
文汇报：发现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贪腐漏洞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防贪处是怎么发现贪腐漏洞的？是从民众的举报，还是从被侦破的案件中发现漏洞的？
萧健宽：我们的防贪工作，主要包括案前预防/主动出击、案后预防、同步预防这三方面。案前预防，主要针对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里容易产生贪污机会的工作范畴，进行“专项审查研究”；案后预防，则是跟进已知的贪污案件，主动接触有关单位，深入审查有关的规章制度及程序，研究贪污的漏洞究竟在哪里，然后向有关部门提出防贪建议，对症下药，“源头治理”；同步预防，各政府部门在草拟新的政策、法例或行政措施的时候，通常会与防贪处联系，加设防贪措施。香港新机场建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从招标开始前就与防贪处合作，覆盖投标者的初步筛选、标书的审批、顾问及承建商的监察等。整个基建工程涉及1000多亿港元，但没有发生一起贪污案件。
文汇报：私营机构是否欢迎防贪处的防贪建议？他们认为防贪建议是有效或对他们是有益的吗？
萧健宽：法律没有赋予我们主动审查私营机构业务流程的权力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由于私营机构对防贪的概念还没有很深的认识，因此我们特别在1985年设立了“私营机构顾问组”，并开通热线电话，向私营企业推广我们免费的“有求必应”的防贪服务。现在，私营企业已经认识到防贪对公司管理的重要，乐意成为廉署的“防贪伙伴”。近年来，我们平均每年要向私人公司提供300多项防贪服务。防贪处与私营机构最有效的合作策略是“行业预防”，因为业界人士一定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最为了解，我们协助他们建立适用于整个行业的内部防贪系统，与他们合作编制《防贪锦囊》，涉及的领域包括香港的饮食、酒店、金融、房地产、中小企业、慈善团体、楼宇管理、学校等。另外，我们还鼓励企业使用电脑进行管理，因为电脑专家可以防止篡改电脑记录，电脑不会与贪腐分子“同流合污”。
文汇报：在为私营机构提供防贪服务的全过程中，对廉署官员自身有什么纪律约束？
萧健宽：防贪处向私营机构提供的顾问服务，整个过程从收集资料至提供防贪建议并协助落实，均是完全免费，并且绝对保密的。只有这样，才会让要求我们提供防贪服务的私营机构信心倍增。在提供防贪服务的过程中，有关廉署人员假若发现当中可能有利益冲突，例如，本人持有有关公司的股票，或有财务关系时，必须即时申报，甚至向上级提出回避处理有关公司的防贪服务要求。
文汇报：如果防贪处在服务一家私营机构的时候，私营机构高层管理人员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可以去吃吗？怎么防止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？
萧健宽：是否一起吃饭，通常要由廉署员工自己作决定。如果是我，我会一起去吃饭，但吃完了，我会自己付自己的账。因为吃饭的过程，会对这个企业有更深的理解，包括它的彩88-安全购彩，但这不会影响我们报告的公正性。可是，如果有个采购供应商或工程承办商每天请我去吃饭，那我就要问一问自己：我每天吃他的，会不会让人怀疑我与这个商人有不法勾结？如果我自己都怀疑，那更不应该去了。因为别人也一样会怀疑啊。
文汇报：香港有没有“前腐后继”的情况，就是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前一任高级管理人员贪污被抓，他的后任者仍因贪腐入狱，新来的继任者还是照样失足贪腐？请分析原因。
萧健宽：在我的经验中，廉署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况。因为只要一个重大案件被揭发后，我们会提交一个案后预防报告，向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提出，我们在这个案件里发现了什么漏洞，应当怎么“堵漏”。经委员会审查通过后，再送交指定部门，要求他们修改完善原来的工作流程或制度。一般来说，发出报告后3个月，我们会主动以书面方式与他们联系，确认有哪些建议他们已经落实了，还要求他们把有关的落实建议的文件副本也发给我们存档，所以他们不可以敷衍我们。如果他们没有落实防贪堵漏的建议，我们就会向委员会报告，委员会一定会责成我们跟进，我们再按照委员会的建议主动与他们联系，看看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所以，一个案件发生以后，不从制度上改进，是不太可能的。而只要制度上不断改进，及时堵住“漏洞”，就不会发生“前腐后继”的情况。
文汇报：以你们的经验来判断，目前香港哪个阶层或者哪个行业的人群是相对的贪腐高发人群？贪腐的程度，有没有行业、职业或者年龄段的区别？
萧健宽：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分析资料，这与香港已经很少有集团式贪污有关。对贪污观感和反贪意识等，我们也曾委托过独立顾问公司进行民意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15岁～24岁的年轻人与25岁～64岁的成年人，对贪污的看法确有少许分别。虽然年轻人的社会经验较少，但反贪意识相当高。他们一般不会容忍贪污，以“0”分代表“零容忍”，10分为最高，年轻人的容忍度只是“1”分多一点，与较年长的市民差不多。年轻人举报贪污的意欲也相对较其他受访者高，年轻人中有83%表示愿意举报，而其他被访者则为73.7%。
